结伴而行——游动论、三线工厂、闪电传真机、社区实验室
Together We Go: “OnNomad", Three-front Factories, Flash Fax, and Social Practice Lab

2020年，微观的“传播”叫停了宏观的“流动”，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七月，我从上海搬到广州，下半年，我借着不同项目去了南方的多个城市。近年来，外部大环境不断重新定义着本地和全球、“自处”和“交流”的意味，在这个背景下，互相往来和建立联系变得更加重要，也帮助理解我们所处现实的历史纵深。这次活动，我叫上三位好朋友，分享去年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些旅行和行走，以及与此相关的对西南地区和广州的多线历史的思考。 “游动论”是一个由不同个人/组织各自携带不同意图和任务“拼团”成行的旅行项目，先后到达成都、康定、遵义、贵阳、昆明，在途中结实了许多活跃于当地的活动空间和自组织。在贵州的行程中，我们发现山地族群“逃避统治的艺术”和解放后的“三线建设”两条线索交错互文，构建着这个地区的样貌、历史时空以及人群身份认同。这两条线索的语境天差地别，但都关于“迁移”，且都在主流视野中被诸多话语掩盖。我在美术馆发起的项目的考察议题将围绕前者；后者，有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当下，参与“游动论”的芮兰馨有深切丰富的个人感受，也正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当时我们跟随她拜访了一座三线工厂及其生活基建的“遗迹”。在此次活动的第一部分，芮兰馨将对三线工厂的研究进行阶段性呈现。

在活动后半部分中，我和朱建林将在现场与人在台北的施昀佑连线，这段时间我们通过这个方式保持联络，就「闪电传真机」的日常事务进行沟通。过去一年内，「闪电」接待了不少的来客和需要临时空间的人，作为“好客”的例行之一，我们也在广州市内找到了一些可以和客人们一起行走和相处的路线，一边通过聊天相互了解，一边用身体理解广州的历史和本地知识。从海上丝绸之路到十三行，从解放后夭折在摇篮里的东南亚门户定位到2010年亚运会，这些有关交流或者渴望交流的历史片段在今天的城市中留下了“好客”的空间痕迹，也持续地在影响着空间里的人。

我参与了去年的几个行走项目，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一个项目，虽然出发前也有调查，但更多是和朋友经历的一段旅程、一些日常相处的时间。所以我想邀请和我一起参与了不同项目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今天的分享。

我想先介绍一下“游动论”。“游动论西南行”是一个比较难描述的项目，是由不同人带着不同的意图、任务或者工作，一起拼团上路的项目。所以它不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我今天会从我的视角来说，今后你们可能会从不同的参与成员中听到不同的讲述，所以说它只能呈现出一些碎片。对于我来说，参与“实践游动论西南行”是带着研究的希望上路的，它基于我在时代美术馆发起的一个研究项目“母语计划”，这也是今天分享中着重强调的面向。

“游动论”的行走，很难用语言描述，它是一段非常身体性的、感知导向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些很日常的角度，一些旅程过程中高光时刻的图片来描述对这个项目的感受。

“游动论西南行”去了成都、康定、遵义、贵阳和昆明这几座城市，第一张照片拍摄于康定。恰逢甘孜县甘孜州自治区成立70周年，很多生活在甘孜州周边牧区的人们都会到首府康定参加庆典活动。当地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康巴汉子，在当时并未出现。所以在饭店吃饭时，我们看到几百个身高1米9、穿着当地传统服饰、带着牛仔样式的帽子并配以长靴、长相帅气、因为平日骑马的经验所以走路姿势特别有气势的康巴汉子时，立马就把在场的直男直女酷儿们迷倒了。尤其是作为南方人的我们的面目长相、身高和口音与他们之间形成的差异，并由此带来的身体性的、甚至激素性的冲击，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目瞪口呆，甚至迷晕的状态。

西南行这一路去了很多非汉族（聚居）的地区，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经验无疑是非常猎奇的，或者说几乎处于一个认知空白的状态，它的反应直接是身体上甚至是激素上的冲击。我觉得这种认知空白的状态会持续在现代性当中的很多时刻。回来后不久就有了丁真在网络走红的事件，对我而言，这种从当地带回来的，身体感知上的记忆让我意识到这个差异（这个差异具体是什么？）非常大。这个差异是无法被通过丁真所制造的舆论或话语上的消费所拉平。现在他更像是变成了一种偶像的形象，使我们产生对话，或消磨差异，但其实不是的。康定的路上有很多横幅，见的最多的是不同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的图像。我觉得石榴籽简直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个意向，即密集恐惧症。明明是不一样的人，为什么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绑在一起。我试图记住这个时刻，带着这样的思考，也想引出“母语计划”的目标：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差异，以及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团结。有没有是一种其他的团结可能性？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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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行的参与者各有自己的任务，里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线索就是“满洲飞儿子”，一个沈阳实验乐队的巡演，他们坐着高铁、租车，跑到不同城市去演出。这趟高铁旅程是从成都到遵义，我在这里经历西南行中最高光的时刻——坐过站。我们在高铁上非常投入地研究了柄谷行人的《游动论》，项目名字也来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打印了一些可以共享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资源及参考文本，供大家传阅。例如，之前正好发生了一些针对蒙古族的（刻板事件？），我们打印了宝格利教授研究蒙古族的一篇文章，以及贵阳的音乐人和作家狄贵所写的诗集《白蚁》（待确定？）。我没事时就在车上和雨斌、飞鸿一起读《游动论》，文章里柄谷行人试图通过一个原始的游动社会，例如像游牧的采集、打猎这样的社会形态去重审现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形态。里面也提到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无意识等等，他提到“根本不相信存在任何不被集体经验规定的鲜艳的形而上的个体”，我们当时也处于一种大家一起上路并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状态，所以让我们特别投入，这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对于集体和个体的一些反应（参考董冰峰的双年展，集体），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现，其实也是一种个体表达的萌芽。而这种个体其实是一种现代主义对个体天才的崇拜，将艺术和纯粹的个体创造力进行对接。而这种萌芽好像回应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历史，集体创作、集体生活的历史，这里是有一点应激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重新看待集体，看待一群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是一个绝对不会高铁坐过站的人，没想到竟是沉迷于集体无意识导致我坐过站了。（每个行走项目所勾勒出的知识网络特别重要，行动本身只是一个动作，重要的是行动背后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和意图、以及意图的产生所带出来的行动，才能真正建构出当下行走的整体面貌。）

我觉得“西南行”的行走，有两种迁徙。一种关于地区的人和空间，引用人类学家斯科特标题的话“逃避统治的艺术”，是山地族在历史上不断与中央权力抗争和迁徙，直到找到新的地方定居的这样一种迁徙路线。另一种是中央强力意志主导下的迁徙，例如等会提到的“三线建设”。这是两种不同和权利发生关系的迁徙，这在整个西南地区里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我们在遵义或贵阳所碰到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一个人的家族就是一部迁移史。朋友曾带我们去到一个处于半荒废状态的苗寨，我们先去到一个村子，然后在高速下开了一小时，最后步行半小时才抵达。这个过程也让让我们从身体上经历了一种手足情的存在，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

*书籍：《逃避统治的艺术》

这张照片是苗族一部分村寨的传统仪式，也是一种舞蹈（芦笙舞“滚山珠”？）。我后来了解到他们的历史观十分有趣，他们经常会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及我们将来会怎样。这几个问题和他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村寨的所有成员每年都会一起参与这个舞蹈和仪式，重走他们祖先从一个地方到达现在所处地方的路径，以此作为一种社区凝结的方式。这种对于路径的重复排演，可以看到一种背后的历史观，即历史是可以被反复排演的。通过舞蹈或仪式对过去的事件，对历史的美学反复演绎和重新叙述，使历史变成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构建社群的身份认同。阅读这些资料我很容易被这种精神性、手足族群的、感知力的实践所打动。它们往往构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观、历史观或民族观，这背后存在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往往在主流话语中被简化为愚昧落后或是封建。

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在路上完成，而是在路上发生的。路上往往是很多事情的开始。例如有一位朋友，原本和在遵义本地 的中学老师一起做活动空间，她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最后大家变成了朋友，并参与了全程的路线。这里面有很多回忆，但是是完成感受性和抽象的记忆，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西南行”的参与者里有情侣，有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有对情感的加深，也有冲突。我觉得就像是一群来自平底的人，到了山地之后所经历的群体性迷茫的事件。

在贵阳的行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大家走到一个喷水池前。这个喷水池所在的十字路口表面上和上海的徐家汇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苗族的一个圣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他们都会在碰水池边跳旋转舞，或者祭拜。这背后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的神话传说。苗族每十二年会杀一次牛，并将杀下来的牛皮换上鼓，并用鼓心敲击，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需要找回自己的故土。这给我带来一种巨大的冲击，我身处一个都市霓虹灯的场景，背后城市的历史肌理确实如丰富。

这张图是我们在贵阳看到的“极光”，当时正好在楼顶烤火。因为当地的天气非常阴冷潮湿，空间里有厚重的水气，以至于城市的灯光会反射在天空上，形成了这些彩色的天空。我们当时好像真的相信有“极光”的存在，那是一种刹那间失去了理性思考或者逻辑思维的时刻，这也是我从天气和个人的精神状态去回忆旅程的一个视角。

最后一张是在遵义，兰馨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三线工厂。等下会她会做详细的介绍。整个“游动论西南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带着一种快乐和迷糊的心情，以及各自的研究和工作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沈阳的朋友会对比东北的状况，将东北计划经济失败后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进行一个比较。

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沈阳的朋友们也会经常比较东北的状况，就是东北计划经济失败，下岗潮导致的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的一个比较。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分别从不同的朋友的研究那边知道两个？也是第一次这样，这两者是有某种比较，我也觉得特别难能可贵。

张涵露，出生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匹兹堡和芝加哥，现住在广州，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她所在的「社区实验室」致力于重新想象美术馆与植根于社区和社会现实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她是长期的写作者，在纽约、北京、香港、巴黎等地参与过一些展览的策划，也曾任Artforum中文网编辑。
Zhang Hanlu i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She studied in Pittsburgh and Chicago and is now living in Guangzhou. As Curator of the Social Practice Lab at Guangdong Times Museum, she hopes to reimag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rt institution and socially rooted art practices. She curated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Beijing, Hong Kong, and Paris and was Editor at Artforum.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