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而行——游动论、三线工厂、闪电传真机、社区实验室
Together We Go: “OnNomad", Three-front Factories, Flash Fax, and Social Practice Lab（2）

大三线建设”作为冷战背景下，中国最大规模的地缘政治策略之一，它的背后是快速的、巨大规模的迁徙与流动，以及超出想象力的建造数量与速度。这种选择与西南地区的山地地形有直接关系，“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是修建“三线”工厂的军事策略，它意味着安全，以及“无形体”的特征以至于不能被轻易识别。冷战终结后，中央对“三线”的作用力戛然而止，但“三线”的物质性空间已密集生长在西南地区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快速附着于市场经济的肉身，并且在官方及历史话语中找到阐释和存留的方式。 一切有关“三线”的话语迫切地指向“终结”——它必须指向过去而非未来，而关于过去的话语常是坚固和严密的，用它去描述当下残存的“三线”碎片时，记忆变成了“死物”，密不透风，难以切进。“三线”被地方文化打造方案和新自由主义话语转化成了创意园区、主题公园以及纪念品们，继续存活。但从去年开始的散点田野中，总能感觉到一种不可见的“幽灵“，它关乎一些工厂废墟遗址，也关乎一些作为“症状”的语言。 去年的“西南行“路线，与从成都移居广州的轨迹几乎是平行的。从西部“三线”的空间挪动至广义的“经济特区”，身体经验是近乎“断裂”的。在这种移动中，关于“三线”的“幽灵”时常会浮现出来，只能通过缓慢的、不明确的方式切近这些历史的“幽灵”。

2020年我开始做三线的田野和前期调研，但当时并没有做一个系统的叙述性的研究，所以今天的分享也是基于当时田野的经验，以及带出来的三线建设的相关内容。因为这个项目的语境过于庞大，我试图通过几个关键点和西南行的一些经验来做这次的分享。

这个工厂所在地位于离遵义市区大概几十公里一个叫绥阳县的地方，是在一个深山中。当时驱车进来，我们立马被这座建筑惊吓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巨大，可以说它完全不存在我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认知范畴里。这其实是一个体育场，它的背景和三线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义作为三线建设非常重要的航空航天军事秘密基地，有许多的厂区。而这个体育场中间的方形空间是他们的露天放映室，会在这里举办公共活动。现在它已经荒废了，旁边的小厂还存放着一些废弃的史料。我想由这座建筑引出“三线建设”这个词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其实很多人，包括西南的朋友对这个概念也是不熟悉的。它的历史语境，首先是伴随军事政策的部署产生。它有两个语境，来自于1964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团体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个人判断。一个是关于美国对帝国主义的一个警惕，尤其是越战之后，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对于修正主义的警惕。当时中国所有的军工、基建、技术、人员非常密集的分布在东部的几个大城市，例如沈阳、广州、上海。一旦航空战的爆发，中国将被精准打击，甚至会全军覆没。三线的提出就是以一线（中国的东部沿海）作为参照，往内陆推移。所以地理概念的三线，在这个基础上被划分成为了一块很明确的区域。包括了西南云贵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局部地区、西部地区西北西北这一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酒泉卫星基地。我为什么对三线产生兴趣并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前几年在成都我一直住在一个只有上海人的老社区里，当时并不知道三线建设这样的历史语境。他们曾用上海话和我解释说他们来自一个军工厂，60年代搬来后就再没回去。除了当地的军工产业和社群，并没有其他的连接。一个保安大爷曾这么说道：上海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我们不是上海人，但我们也不是成都人。另一件事来自我雅安朋友，他曾和我描述过一个画面：从雅安回家的路上会途径很多山洞，里面驻扎着军队，当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产业。第三点真正让我开始动身的原因来自前两年我和外公做的口述，发现他参与过晨昏线，也是三线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详细讲述这个口述为什么促使开始三线建设的调研，你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解/探寻什么？）

这张图是遵义市作为厂区分部的地图，所有的三线都属于军工机密，所以他们会将数字代码作为标识。三线建设的项目由中央高度统一，并行使机密权，工厂只负责生产。“西南行”在遵义站所对接的年轻人，就生活在8厂，也是当时从上海过来支援的一个军工厂。他在当地开设了叫8厂的酒馆，自己平时也在拍摄和三线有关的照片。而我在西南行中所遭遇的贵州人，他们的家庭基本也都和三线有所连接。

体育场附近还剩下几个老年人，他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依旧在那驻守。聊天过程中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坐垮了我再走”。这是一个完全来自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话语，会让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我问他这个工厂生产什么，他对我卖了一个关子：我生产的是飞机的眼睛。我就默念了几遍，什么是飞机的眼睛。他就用重庆话嘲笑了我一下，说飞机的眼睛就是雷达（也是生产飞机最重要的零部件的地方），“雷达”在重庆话里就是傻瓜的意思（需确认）。

三线建设是从64年开始发起，大概有1000多个工厂，由于规模巨大，当时有400多万东部地区的技术人员、学生和劳动者，一起搬迁到整个三线地区。他从70年代搬迁至此，原本只是为了逃避原生家庭。他的建设就是体力建设。作为劳动者，他们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到这里开路、修路、修住房，再到修军工厂，基本前五年都在做这样的体力建设。

西南行的朋友会注意到当地很多人没有会穿过皮鞋，因为那边是军队驻守，劳动者做工的模式。他们可能经常要通宵劳作，所以没有穿过雨靴之外的鞋子。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看过王小帅的《青红》，就是关于三线建设的故事，上海人支援贵阳，后面回不去了，怎么解决户籍的问题等等。在很多文学写作、报告文学作品中，经常将政策下的话语放的很重，通过故事来进行编织。我在里面看到很多作品的开头都是关于天气的描述，例如一个上海人到了西南之后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原始和落后的地方，那种泥泞潮湿的土地，是他们的脚没有感受过的”。这些三线建设的工厂是像“飞地”一样的存在，虽然它的行政系统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权力，但是和地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和当地人之间存在一种阶级的差异，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所以当地的歌谣里会出现“小女孩你要好好长大了，嫁进什么工厂”这样的话语，在当时，这是一种阶级跃升的方式。

三线建设的分布图里，贵州和成都主打航空航天，原子能则分布在云南的晨昏线的沿线，因为它需要更加的分散和隐蔽。而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工，主要生产兵器类，如飞机大炮、机关枪等。因为它早在内战时期就奠定了一些竣工基础。而云南的晨昏线则像是一个完全赤裸的资源区，在政策强推下用以资源建设。

三线建设的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地形，在毛当时和周恩来的书信中，曾反复提到：西南是绝佳的大后方。大后方的语境和内战时期的语境完全不同，注重的是它的隐秘性和资源性，因此资源和交通被格外看重。我们在西南行老是要爬山，经常会有体力不足以的支撑的情况，到苗寨才是相对平缓的地形。这种地形背后其是人与自然的抗衡，在三线建设的语境里，它作为一个需要被解决和征服的对象存在。毛在20世纪初，曾提到自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自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斗争对象，它会有这样的延续。

我想单独说晨昏线，它的历史非常惨烈。我在网上搜集的资料，多半来自这些铁路工人后代的叙述，学术的（调查？），以及少量的文学性报道。当时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攀枝花，一个就是晨昏线。攀枝花有丰富的铁矿，50年代就被勘探过。晨昏线是从成都到昆明，沿线经过大凉山、闽江、大渡河、金沙就是中国最险峻的一条地理线路，途径的也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区，也就是煤矿、稀有矿和铁矿。例如在老昌沟建设的一线天，现在看似普通，在当时确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单拱形桥梁。下面全是峡谷，两边全是悬崖。这是全然用人力打造的一条铁路线。所以这也叫一线天隧道。当时参与的建设的人群构成很复杂，有农民工、技术工也有转业的铁道兵。这些人很多都积累了一些终生慢性病，在三线建设结束后，作为流动工人的群体常年生活在工地上，以至于在情感上也很难再跟家人连接。

三线博物馆

三线建设的田野过程中我有一些散点的感受。在三线过程的田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语言和描述上的转换。这是我在遵义的三线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标语“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很多年纪比较老的工人在试图描述当时对的情景时，都会说这样的话。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与大众经验接洽的语言被很好的挪用在一个国家意志里，并形成了一种抽线的力量，在高度流动中与每一位建设者的记忆紧密相连。也就是集体记忆被完全置入在了个人记忆中。

我在三线建设博物馆里看到这个机床，下面写的是“捷中人民友谊厂”。它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挖掘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脉络。这个厂的前身在沈阳，作为满洲的日本人所建设的工厂而存在。解放后它被改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它是作为三线建设的原件从东北运到贵州。而“捷中人民”指向的是苏联援建中国的历史语境。捷克最早在1952年与中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同，当时提出中国10周年国庆的时候，想要通过交换一个友好机床的命名权，所以就把当时的沈阳的第二机床厂改名为中捷友谊厂，直至1966年三线建设开始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中捷人民友谊厂”。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重提历史和历史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庄辉他们这些人的实践中代表了什么？我们重新去识别我们身边的这些历史信息，试图去当下建立怎样的参照。）

三线建设开始的语境是非常的清晰的，但是它的结束却一直充满争议。虽然现在依旧有工厂在运行，但是却被转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叫风华的城市。很多贵州人的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它的前身来自当时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建设被迫停止后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它与海尔合作，承接了海尔的制作。关于三线建设的结束，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

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的，这个地方叫风华。对贵州人来说，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风华电冰箱的前身其实是当时的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被迫停止之后然后自己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还有跟海尔合作，就是承接海尔的制作。部分工厂也被转换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包括长虹电视等，其他的则面临破产和当地驱散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废墟的状况。关于资源的描述也是我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面。

这是六盘水现在的自然样貌和开发区的状况，不断推出的新的房产和楼盘。因为它紧邻四川，几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后花园儿存在，现在它被打造成“凉都”，但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它曾被命名为六盘水（由六枝、盘县和水城三个地方组成），这种命名的转换背后隐藏着一套政策性的话语。包括攀枝花的命名，也是通过当地的植物对巨量铁矿的掩饰。

西部作为一个概念

西部一直被作为一种资源被长期切割与运用，小时候我们反复听到西部大开发（2001年提出）它的语境也和三线建设有所连接。西部大开发很多项目，例如水利、电力发电、煤矿这类西气东输和西电东输的项目，都是将西部作为一个资源，进而转换成能源来运用。

最后我想说一点感性的田野感受，是关于人和语言的描述。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不同地方遇到一个语言看上去有点疯癫的、没有逻辑的人，处在一种像在讲述但是又在与你对话的状态。这是一个生活在遵义一条马路旁边的山洞里的人，他的家里供奉着菩萨、茅台酒和五角星，还有一个自制的无线接收器。他一直在说着“只要翻过这个洞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人居住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里，守着一个小破房子，里面有海量的药。他躺在那，很好客，和我说起90年代的辉煌记忆，说起的他的剧本，他得的癌症。他的语言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又重新返回到自己身上。在和他建立了一些信任感后他带我打开了很小的铁门，坡下面说一个电影院，他说他就是守着电影院。我在回放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也许构成了田野里的一些线索，他们看上去有点疯癫，在用念念叨叨的言语去诉说一些东西，但又在守着什么。他们好像吃了一种遗忘的药，而这个药的背后也许指向的是历史和政治的一些故事和记忆。


从三线建设到三线城市

我们经常听到“三线城市”这个词，是由《第一财经》所命名，在中国的地图上，每个城市都有相对应的层级，但它的出现实际非常晚，它的前身就是三线建设，虽然它们两个已经毫无关系。“三线城市”更像是基于这样一个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下，根据消费群体、 GDP、公路、夜景的数量来判断。好多次我在三线现场都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无法切入这个田野。我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东西去研究，我也不想做纯纯历史话语的研究。最后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脉络，可能还是会想通过田野去连接这些田野，并在这种散点里面去捕捉着什么。

芮兰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后，研究关注社会景观影像与记忆书写。
Rui Lanxin, Postdoc 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cuses on social landscape images and memory writing.